在港言港,多麼痛的領悟

香港近些年优秀的电影、戏剧作品,围绕本土意识展开的思考,已然绕不过对港人而言“五味杂陈”的大陆。许鞍华执导的“天水围两部曲”中,《日与夜》温情脉脉,大陆作为大表舅“发家致富”的背景被一语带过;《夜与雾》寒光森森,四川妹子及她与港人结亲生下的孩子,被制度有待完善的香港警察、社工等机构,“联手”推向不归路。有趣在于,两部影片从个体出发展现的陆港关系,与香港话剧团出品、郑国伟编剧的《最后晚餐》及其姊妹作《最后作孽》,互为补充说明。

在港言港,多么痛的领悟

《最后晚餐》

《最后晚餐》中一对香港底层的母子对未来绝望,通过他们对过往点滴的回忆,道出隐藏于繁华都市背后的边缘家庭的暗无色泽。性情暴烈的父亲和他通过社交网络结识的深圳妹的故事没有展开叙述,但开放式结尾给出的可能性之一,是两人被《天水围的夜与雾》中的任达华与张静初“附体”。如果解剖《天水围的日与夜》里的大表舅一家,《最后作孽》给出一种示范:富二代少年反天叛地的行为,可部分归因于父亲靠与内地人做生意发财,在大陆找的“小三”可能上位。

大约是穷人尤其边缘青少年犯罪的故事更能引发观众翻出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加以探讨,华语尤其香港影坛不乏揭示青少年问题的佳作。反观表现富人阶层的作品,编导大概深谙普通观众更愿意对他们不甚熟悉的“上层建筑”展开向往或八卦式的幻想,以致TVB剧集里的豪门生活、恩怨故事,可以婆婆妈妈大行其道数年;电影或戏剧则多数流于表层的炫富。而一旦题材涉及富二代犯罪,编剧再怎么对目标观众的“仇富”心理感同身受,也难写出令他们满意的“二世祖”的穷凶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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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孽》

许是基于相同原因,《最后作孽》近期在京津上演之后,观众虽给出诸多好评,但认为相比《最后晚餐》差层意思,富二代“举枪向爹娘”的举动非常突然缺乏深层动机。惯性思维里,多数人的情绪大爆发,是诸多事由的雪球效应,《最后晚餐》中母子均想了结生命,便是父亲慢慢促就。可是正如美国导演格斯·范·桑特的电影《大象》所讲,青少年的极端犯罪行为,有时并不能用所谓的前因后果予以分析。

事实上,《最后作孽》中16岁的薛公子的性格一致而完整,编剧也在开头埋下他犯案的伏笔。他接到的首通指向不明的电话,如果让观众以为是玩伴打来,第二通内容无差的通话则让人起疑,直至最终他再接一通电话之后,拿出放于家中“显眼”位置、由一支红酒木盒掩护的毒品,台下看客方明白电话来自买家,并且他接下来要完成的交易,也许不止一笔。而他不满iPad播放的电影的结局——行凶者杀人之后把枪放在死者手里,则与他看似无因由的家中藏枪发生关照,他要自编自导自演人生的影片,犯案并非临时起意。

正如许鞍华用两种色调拍摄天水围的温情与寒意,“最后”系列两部曲的舞台呈现,亦说明“穷富两重天,幻灭各不同”。《最后晚餐》堆满各式旧物的老房,狭窄到填不满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的舞台,观众尚未走入剧情,已被视觉压迫。母子如何万念俱灰,旧屋是无声的见证。《最后作孽》装修奢华开阔的豪宅,似乎正等着一家三口幡然醒悟言归于好,可实际上情节的悲剧走向却与舞台彼此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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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后晚餐》最后暗场时父亲或生或死、母子命运叵测一样,《最后作孽》薛公子在暗处的房间打出的一枪,也是开放式的结局。房间里除他以外共有薛先生、薛太太和家庭教师三人,这一枪也许杀死了其中之一,或者仅是虚放,极端地想也可能是“一石三鸟”三人统统死去。

但无论如何理解这声枪响,行凶之后异常镇定贩毒的这位“二世祖”,似乎都可以被扣上“泯灭人性、大逆不道”的帽子。然而“恶”之来源到底在哪儿?

剧中提到的薛公子的日常花销已算可观,可比起母亲离婚要分走的父亲的财产,仍是九牛一毛,与我们惯常从社会新闻里听来的富二代奢侈的花费,也不在一个数量级。这种“不合理性”,点明的是薛公子的日常交际与活动范畴极其有限,多是花钱让人“三陪”。关联他对双亲“满是套路”的指责,薛公子与同龄人实则并无二致,处于叛逆期并患有“渴爱症”的少年而已。比起《大象》中平静持枪扫射校园的两位少年,他藏枪、贩毒的行径,与要求父亲把家产等分三份一样,不仅是对暴力游戏或电影的效仿与升级,更多的是单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之后,要自己掌握人生主动权,而往社会学层面追溯,不知是否要怪责科技的发达与资讯的泛滥,导致谁都能够轻易让所思所想变成可看可见。

薛公子向家庭教师描述的游乐场,听似异想天开,其实也是对资讯的选择性重组。其中的选美模式参照赛马规则,则是十足的港人意识——似乎今时的香港保存下来的生活方式,唯剩赛马可谈,昔日被英国引导的行为及思维模式,已被内地渐渐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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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先生、薛太太白手起家或许基于本地市场,生意做大却要仰仗北面同胞;夫妻同心事业稳定,薛太太却迎来“年龄比她小、身材比她好”的陆妹“竞争”家产;薛公子的iPad内可能存有多部风格阴郁的英文电影,可是令他发笑的,却是国产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香港人的衣食住行乃至精神娱乐均由大陆人“包办”,是好是坏,《最后作孽》并没作出评判,仅对事实予以还原。

因而,面对薛家三口的金钱或物质诱惑,家庭教师表现出的尚能坚持自我,或许可以勉强视为残留于市井中的“香港精神”,可是她随薛公子进入房间之后,薛公子中途溜出来拿抽纸,又在暗示她也许已有了态度上的转变,也许是自愿,也许是被迫,年轻群体并不明朗“香港精神”的具体所指。

上述当然仅是个人主观解读,郑国伟也许只是把观察到的香港当下一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以荒诞的喜剧创作手法展露于观众面前。《最后作孽》作为独幕剧,观众面对一景到底的“密闭空间”,全程难以分神,除了剧作自身的强大魅力,也因导演手法及演员表演可圈可点,《最后晚餐》也是如此。比如剧本里写到的薛公子与薛太太以对话形式,说明菲佣日常准备的饭菜非常乏味”,导演冯蔚衡的舞台处理,让他给母亲打了个面对面的电话。而分饰太太、先生、公子、教师的余安安、凌文龙、高翰文、张紫琪,甚至无须辅助动作,单靠“唇枪舌战”已将观众征服。

《天水围的日与夜》临近尾声,懂事温顺的张家安谈起自己“懂得控制情绪”,称“没事发生就没有情绪”。这句话可概括为“天水围两部曲”的主题,也为“最后两部曲”的基调作出注释。可惜的是,生活中常常有事发生,而人如何控制自身情绪,是一门很难修完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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